《水浒传》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人们对其中所塑造的人物也都是津津乐道且众说纷纭，其中高俅这个人物，可以说是作者极力塑造的一个反面典型。且看小说中是怎么说高俅的：“……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高俅无计奈何，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名唤柳世权。”后来“这柳世权……写了一封书札，收拾些人事盘缠，赍发高俅回东京，投奔董将士家过活。”而这董将士又将高俅转荐到小苏学士处，小苏学士则“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在王晋卿府，高俅结识了当时的端王（后来的徽宗）赵佶，并颇得赵佶赏识，赵佶继承皇位后，高俅也随之平步青云，“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高俅其人，《宋史》无传，只在仅《宋史·徽宗本纪》有两条极为简略的记载：“ 政和七年春正月，庚子， 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 以及“ 宣和四年，“五月，壬戌， 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但是在宋人王明清笔记《挥麈后录》中有云：“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使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佑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庐待班解后，王云：‘今日偶忘记带篦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往，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前来，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贶，并所送入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其侪类援以祈恩，上云：‘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父敦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坐，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幸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靖康初，佑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于牖下。胡元功云。”
由以上可见，《水浒传》虽然对于高俅的描写并不是空穴来凤，只是毕竟是小说家者言，不足为凭的。高俅始为东坡小史，做些抄抄写写的事情，且“笔札颇工”。后因东坡引荐给驸马王晋卿而结识宋徽宗，青云直上。由此观之，顶多也就算是个弄臣，绝非如蔡京、童贯、杨戬之类的巨奸大恶之人。苏东坡、宋徽宗都是世不多出的大书法家、大艺术家。高俅能得二人赏识，应该是风流儒雅之人无疑，绝不会是如《水浒传》所描写的“只会踢球”的家伙。
宋代由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始，一直是文强武弱的局面。虽然如此，宋代也是我国历史上罕有的没有暴发过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朝代，方腊、宋江，王小波、李顺、钟相、杨幺之类的起义不过是小打小闹，影响均不出省。比起汉代黄巾起义、唐代黄巢之乱、明代李闯入京，宋朝的这些农民起义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宋代还是一个不滥杀大臣的朝代。较之历代帝王动辄就对大臣打板子、砍脖子的事情，宋代除了一个岳飞之外（因与本文无关，本文不做探讨），其余大臣最多也就是流放了事。苏轼因乌台诗案流寓各处，也因此造就了雄视千古的一代文豪苏东坡。而高俅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对东坡的家人“给养问恤甚勤”。这岂是小人所为哉？高俅因此而善终，不易宜乎？
虽然，高俅其人的政名不佳，且以一个秘书才能当了国家的军事统帅，只不过是宋代大环境使然，能如范文正公出将入相，且能建功立业者有几人哉？高俅能不忘故主苏轼，对苏家人多方眷顾，又岂是常人所说的愚忠之类乎？是不是也多少闪现出一些人性的光辉呢？对常年在外漂泊的苏东坡来说，家人的安康，也许应算是其心灵最大安慰了。中华民族孕育出一个豪放洒脱的苏东坡，高俅岂无功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