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现实压抑了梦想，文学的翅膀就开始生长。
就像那部电影里的台词一样，很多年之后，他有个名字叫孔子。任何人都可以去解读他，只要你心里有自己的话要说。《孔曰》这个标题很容易使这本书被书店掌柜放到于丹和南怀瑾的那个柜台里去，但这是个错误。一本小说，一本以子贡的视角来讲孔子故事的小说，却笼罩在作者自说自话的气场里。作者叫齐人物，也叫迟宇宙，他说变换名字意味着一种逃遁。很明显，文人的理想最适合寄托在遥远的春秋时代，在那里更方便找到说话的地方。
接下来是一本恐怖小说《爱是有毒的》，封面设计有点贞子的味道，故事内容和笔法却没有领会东方式恐怖的真谛。真正的恐怖，应该是源自人类对现实中未知事物的捉摸不定，像鬼魂之类的东西，往往被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看做笑谈，还不如空旷走廊里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更令人汗毛倒竖。这本书的看点在于对死亡和灵魂的类似学术性探讨，偏好此种口味的读者可以一读。
还是回到现实世界吧，《驻京办主任》看名字就知道是官场小说，免不了有改革潮头的精英，有腐化堕落的官员，有皮厚心黑的投机者，各色人等围绕权力展开博弈，故事框架可能让人联想到曾经发生的某些大案。沉寂多年的陈染推出了一本散文集《谁掠夺了我们的脸》，往日的激昂叛逆已然不再，多了一份成熟淡定，开始娓娓叙述对自身、外物、心灵和生存的感悟。毕竟只有张扬过的青春才更有理由怀念，陈染已经在“感动于凋败之美”了，这或许有些过于深沉，如她所说，“文字终归也会像岁月一样消失，记忆比笔墨更深远。”
国外的书里，有两本与“终极关怀”有关。《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就是曾风靡全球的《相约星期二》的精编续篇。社会学教授莫里·施瓦茨重病在身，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坚持每周给学生米奇上一堂课，核心教案是几十条箴言，关于疾病、死亡以及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那些东西。米奇把授课内容记录下来，就有了这本书。“我们尚在生命途中却要面对死亡。”女作家琼·狄迪恩的《充满奇想的一年》，被称为美国版的《我们仨》。这一年里，她的丈夫去世，女儿身患重病，四十年的幸福家庭生活顷刻崩溃，哪怕任何旧衣物、票据之类的琐碎物品，都能勾起作者的哀思和回忆。
墨西哥女作家劳拉·埃斯基韦尔的小说处女作《恰似水之于巧克力》，1992年被改编成电影《浓情朱古力》，屡获国际大奖。故事讲的是女孩蒂塔眼看心上人娶了自己的姐姐，只好把落空的爱情寄托在自制的一道道美味佳肴上。有评论称该书是“美食版《百年孤独》”，或许并不为过。类似的书还有一本《阿佛洛狄特：感官回忆录》，作者是智利的伊莎贝尔·阿连德。她同样把情感物化成了美食，以此记忆生命中遇见的那些男人。比如火腿乳酪夹心面包让人想起一个美好的拥抱，德国葡萄酒则代表香甜的亲吻。不知是不是拉丁美洲的魔幻传统和饮食文化造就了这两位作家，反正食欲和性欲总归是有些内在的联系，在充满想象力的文字引导下，这样的阅读无疑是愉快的。
俄罗斯医生列昂尼德·茨普金一辈子发表了上百篇医学论文，却从未亲眼看到自己的任何文学作品出版。直到他的手稿被朋友带到美国，发表在纽约的《新报》上，这部《巴登夏日》才终于引发了文学界和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小说写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1867年他曾在德国赌城巴登豪赌数月，散尽千金，和妻子安娜的感情也陷入低谷。百年之后的1977年，陀氏的崇拜者茨普金在一列火车上翻开了安娜的回忆录，偶像的生活浮现脑海，迫使他把自己和大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一起写进了小说。好作品让人很难分清现实和虚构的界限，我们只知道，两代俄罗斯作家的灵魂在此相遇。
最后介绍的是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23本诗集的最后一本《开·闭·开》，多是一些无题短诗，诗人把现代社会的意象叠加在希伯来《圣经》的历史背景上，使这些零散的诗篇获得了整体关联和反讽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