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现代感的故事恰如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在末年遇到的困境。在欧洲的船坚炮利之下，必须面对破镜之后的一地碎片这一事实，晨钟暮鼓中的大清帝国被拖入了“现代”泥淖之中，李鸿章谓此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的裂缝》关注晚清及民国之间思想界及政界对中国走向的一些观察，雷颐的写作像收拾碎片者一样，小心翼翼地发掘被击碎的清帝国的历史遗迹。《历史的瀑布与峡谷》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解读近代的思路，中国古典体制为现代性全面击溃，近代中国的一百年成了一场革新政统与道统，重建文明的革命之路。而《银元时代生活史》，则不妨看成是民国时代市民生活的图景。以新货币“银元”为中心，作者描述了上海30年代的物价变动；描摹了各阶层人物生活、思想状况，比如章太炎的孤傲、吴稚晖的幽默、于右任的多情……作者从市民的视角揭示了这些人物普通生活的一面。
李辉最近编著的《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恰好是从外部世界对于破裂的民国的一个极好的注解。西方人走马灯似的不停地关注中国的高层政局。吴佩孚、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阎锡山、溥仪、汪精卫、陈诚、史迪威、宋子文等，这些最后都未能主导中国的人物一一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也印证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陌生与不解。当然，陌生的不仅是西方人，连中国人都对民国那个烂摊子感到陌生。风云人物张学良，从1936年起就消失在政坛上了，《张学良口述历史》说的实际上只是36年前的张学良。
破镜难圆，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科举之途不再，知识人成了现代科层化制度中的一个部件。帝王师之梦已成往事，呼唤启蒙不如投身于经济大潮，这是90年代中期那场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缘起。结果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溃不成军。《人文通识讲演录》不是高调的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兴，而是低调的布道，真的人文精神，不在于纸面上的你来我往，或者，仅仅是一种低调的实践。从参与者到旁观者，科层化之下的知识分子如何思考政治？汪晖与黄平主政十年《读书》，结集而成六卷本《读书十年精选》无疑代表了《读书》在新世纪的一个思考路线，也可以看成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全球化之下的中国态势的一次思考。无论如何，就观察的全面以及视野的宽阔度来说，汪晖、黄平主政十年的《读书》超越了80年代的《读书》。如果说80年代的《读书》倾向于美学化、泛文学化，那么90年代中期之后的《读书》则更倾向于学术的、技术化，同一本杂志，在两个时代的两种文体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时代倾向性。
中国知识分子热衷于思索中国改革的畏途之时，西方知识分子似乎已经超越了当下的思索，转进古典之中，恰如新近中国知识界风起云涌的“儒学复兴”与“保守主义”。新世纪以来，西方开放社会的理念为保守主义一再冲击，重新回到古典———回到雅典成为新的学术时髦，《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表面上来看似乎是讨论了西方城邦政治的演进历史，而其内在实质则是再次讨论了城邦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例如新加坡，究竟是城邦还是国家？城邦国家与现代文明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有待深思。
城与人，似乎永远处在无尽的冲突之中，今天中国的大城市的边缘地带，正在形成中产白领为主体的“布尔乔亚”城市居住群体，他们购置产业，以贵族化的自我确认为自身的群体定位，为住宅区设定种种规则。这一幕，犹如《布尔乔亚的恶梦》一书所分析的，城市白领的最终结局也将是被娱乐化、庸俗化的群体，恰似加勒比海盗那艘贵族式的宝船，其本身仅仅只是好莱坞工业机器的复制产品。“布尔乔亚”收获的不是贵族式的生活，而是一地的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