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已故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我对他的“认识”和“了解”愈深(看他的电影，读他的论著，译他的日记)，我的感情就愈复杂。一方面，塔氏电影空谷跫音，摄人魂魄，自如穿梭现实与幻境，独有一种真善美的魔力，令人无可抵挡。另一方面，塔氏的艺术哲学与人类远景(我姑且贴上这样的标签)虽然高迈，但亦纯粹绝对，甚至不脱“苏俄美学”窠臼。身为旁观者与仰慕者，若是盲目崇拜，把握失当，则易趋于极端片面。再有，好几年前读到西方影评家说他“个性高傲，自构神话”，必须从被误解与错误崇拜中拯救出来，后来屡有同感。只是这一感受，我一直未有坦露。
如此放言，并不等于否定塔氏，亦不因此抹杀我对他由来已久的崇敬，抑或减低我对他电影的热爱。论及影响与成就，塔氏其人及其作品，影史并不多见。而观众与评论家的反应往往极端，要么五体投地，奉若神明；要么直言抽象，敬而远之。两种反应都不正常，都需要理性与感性来平衡，更需要以开放心态，深入了解他的生活环境与创作历程，才可真正欣赏与理解。
好在塔氏留下的电影只有七部半(不含他早年电影学院习作)，今天的中国并不难求。他“反思电影”的论著《雕刻时光》，三年前亦终有简体中文版面世。而今年出版的这本塔氏日记《时光中的时光》中译本，更为塔氏其人其作增添一大详尽注脚。记得塔氏称电影导演的主要工作为雕刻时光：“就如雕刻家面对一大块大理石，心知完成之作会有什么特质外貌，于是动手将不属于此风貌的部分凿掉，导演也是如此。从许多具体鲜明的事实所组成的一大块‘时光’中，切掉、扬弃他所不需要的部分。”以此推论，塔氏电影若是成品，那他的日记，则是他不需要观众知道的那些切掉扬弃的部分。但是，身为“爱屋及乌”的观者读者兼译者，我想这一部分同等重要，因为，那是塔可夫斯基“雕刻”的另一种时光。
“我觉得我与蒲宁亲如兄弟”
塔氏日记卷帙繁多，但因涉及私隐与品藻等故，一直未有全本发行。除了筹划中的俄文版，目前较好版本为英、法、意和波兰文等译本，并各有所长。《时光中的时光》中译本所据，乃《雕刻时光》英译者KittyHunter－Blair直接翻译自俄文原件，这也是当今公认的最佳英译本。除了日记，书中并收录五则塔氏访谈、演讲记录与个人创作笔记，仔细阅读，不难发现与日记和《雕刻时光》的相通之处。
日记的时间跨度为十七年，即始于七十年代塔氏筹拍《飞向太空》，终于一九八六年病逝巴黎之前两个星期。就其创作生涯而言，几乎涵盖塔氏所有作品的酝酿、实施与完成。不仅如此，更显露他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经济困境，家庭与人际关系，创作艰辛，与苏联官僚的苦斗，亦有内心彷徨、焦虑、怀疑甚至绝望。然而在我看来，全书最重要最令人震撼之处，却是塔氏日记贯穿始终、不断坚定的信念。这一信念，是对艺术、生命及真理的赤诚之心与身体力行，读来不仅感慨，更能烛照心灵，予人超越坎壈与创造的勇气。
塔可夫斯基一生孤高，性情内倾执拗，活在彼时苏联，心中郁卒，可想而知。即使后来移居西方，他亦有如鹤立，绝不屈从无孔不入的物质主义与庸俗风潮。或许有人认为，以开放社会的多元艺术观与价值观，以伴随时代发展不断出现的全新艺术表现与审美方式，塔氏终其一生追求的纯粹艺术与高尚人生等信念，不免太过理想与“独断”。英国影评家IanChristie 就曾分析，塔可夫斯基“必须重被摆回那个培育他成为艺术家、给他许多很能欣赏他的观众的苏联环境中(虽然官僚体系桎梏重重)”；并且客观指出：“只有完全不用考虑市场(因为全由国家政治主宰)的苏联导演才会如此漠视商业考量。”
IanChristie 的分析并非一无是处。然而，置身这一玩世不恭大行其道，现实或虚拟得以至失真的纷纭人间，看过东西方太多始乱终弃、口是心非或笔是心非的各色“大师”及其作品，塔可夫斯基的理念纵然有其独断一面，但依然如天外来鸿，当头棒喝，促人惊醒与反省。比照他精心构造的几部电影与理论著述，塔氏日记好在无拘无束，直抒胸臆，让后来读者窥见他通往信念之路的点点滴滴与苦苦挣扎。尤其难得的是，他绝非口惠而实不至，而是以自己的所有作品、以自己的整个身心来力行，为时人与后人树立不朽典范。
《时光中的时光》深刻与动人之处，亦在于塔氏对生与死的思考(日记不仅记录很多梦境，亦有灵光闪现的相关论说)，不断地自我反省与自我肯定……尤其后者，读者最有可能心生误解。其实，正如上述英国影评人所言，读者仍需回到当年的苏联环境，才可见出相关日记的痛苦与积极内涵，即塔氏一方面拥有很多欣赏他的苏联观众，一方面又要与各路官僚苦苦缠斗，争取最大限度的创作乃至生活空间。肯定自己，肯定自己选择的崎岖之路，正可显示塔氏与现实搏斗(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后来移居西方)的痛苦心境与超凡意志。而他的这一心境，在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表达得最为明晰：“我觉得我与蒲宁亲如兄弟：他的乡愁，他的希望，他的要求严格；没眼力的人，却将这些归结为怨怼。”
“我知道我距完美甚远”
塔氏堪称艺术圣徒，但绝非所谓完人。或许这样一个塔可夫斯基，他的内心世界才更值得读者探寻。《时光中的时光》亦显露塔氏个性的暴躁猜疑，乃至自我中心与“自构神话”的成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写道：“我知道我距完美甚远，实际上，我淹没于缺陷与罪恶；我不知道如何把握自己的无用；我发觉很难看到自己的生活有所发展。正如现在，我越来越被自己的生活牵绊。……我只清楚一件事：我不能再像现在这样生活，做的事情少得可笑，至少有些时间消耗于无休止的负面情绪，它无济于事，实际上破坏了生活的完整，对于工作而言，这一完整感觉必不可少。”
然而客观说来，塔氏在苏联导演的每一部电影(虽然数量可怜)，从酝酿、拍摄到审查、发行，尽管困难重重，但相较他誉为“天才”的亚美尼亚导演帕拉赞诺夫(两度入狱，出狱后等同失业)，已属非常幸运。塔氏电影虽然不与官方主旋律共舞，他虽然与苏联文化官僚关系紧张，但大致而言，仍有机会拍自己想拍的电影(《潜行者》第一个版本因为技术问题报废，就不惜工本拍了两遍)。他亦有机会参加西方影展(譬如做过瑞士洛迦诺影展评审团主席)，到西方拍片(在意大利拍《乡愁》，在瑞典拍《牺牲》)。可以说，他一方面是苏联体制的受害者(尤其他去世前几年的遭遇，与亲人暌隔，与祖国相离)，另一方面也是得益者(他的日记在在显示，他和他的电影在苏联广受欢迎。又：关于他的电影被禁一说，IanChristie 引述苏联影评人说法，有客观论说，此处谨不赘述)。这样讲，当然不是为苏联文化体制和电影官僚辩护(这方面的弊端与危害，日记有详尽披露)，而是说明一个事实，即塔氏高度艺术与充满灵性的电影，换成西方商业环境，可能更加举步维艰，而只有奉艺术家为塑造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苏联，客观上才可为他提供这样多少哭笑不得的创作空间。
塔氏日记屡屡提及生活与经济困难，包括莫斯科住房条件差，负债累累，身无分文，要靠帮别的电影厂写剧本、不断出席观众见面会来赚卢布还债……这些都是事实，亦令人心酸，但他同时亦在风景怡人的乡间购置一所房屋，只要不高兴，就可退避三舍修身养性。比起西方同行，如他日记所记安东尼奥尼那幢豪华的海岛别墅，这固然不算什么，但比照多数苏联人处境，塔氏身为艺术家所享有的诸多“特权”(出国、疗养、旅行等)，亦的确一大事实(包括他鄙视的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功勋艺术家头衔，亦可用来“要挟”刁难《雕刻时光》一书的苏联出版社)。反而到了西方，他物质上的困窘，因为环境生变与苏联当局种种阻挠，读来更为心痛，如他去世前不久的日记：“日本人也在筹集救助资金，但他们觉得无法理解，这么有名的导演，怎么会这么穷。”
塔氏个性，一则内倾羞怯，温柔善感，一则猜疑暴躁，难以相处。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日，他提到妻子拉丽莎，如此道来：“她和我一起生活不容易，要挑起生活重担，还要给我信心，让我相信我走的路是对的。当然，我的性格并非都是那么轻松可爱。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接受的。我唯一确定的就是，我没拉娜不行。”他与多年合作的摄影师尤索夫之决裂(《飞向太空》及之前所有塔氏电影的摄影师)，日记叙述详尽。塔氏虽然在理，但对尤索夫恶言贬斥，极尽挖苦，虽是私人记录，却亦缺少气量，读来令人愕然。至于他对安东尼奥尼等同行的感觉与评判，也是反复无常，主观多于客观，的确予人自我中心与苛求他人之嫌疑。说来有趣，塔氏日记三言两语提及小津安二郎电影，语带不屑，却亦反证他的艺术高超之余，仍需拓展开放与包容空间(记得伯格曼意味深长地说过，塔氏后来也在拍塔可夫斯基式的电影了)。不过，或许“天才”都是如此，没有“偏见”的艺术家，终究不能独树一帜趋于极致？
当然，对于塔氏，物质苦痛远远不如精神痛苦。苏联时期，塔氏日记多次哀叹缺少安宁快乐，缺少自由空间。到得西方，又如他自嘲般引述西方人所谓“俄国人是最差劲的移民”(出自《雕刻时光》)，进退失据，内心惶然。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八日的日记，可能最为哀恸：“昨晚我做了个很悲伤的梦。我又梦到俄国北方(我记得)某处的湖泊；那是拂晓，远处的湖滨有两座东正教修院，教堂和围墙异常美丽。我好悲伤！好痛苦！”在我理解，这不仅肤浅意义的乡愁，因为人的困境，最后都是哲学与信念的困境。塔氏的苦痛，是纯粹绝对的灵性于现实中无处立锥的不可排解。说得残酷些，或许随后的早逝，方能让塔氏解脱，亦可经由他的信念与力行，令他的不完美趋于某种程度的完美，并且激励来者，不论他雕刻的是这一种时光，还是另一种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