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界旗手陈冠中在经典论述《我这一代香港人》中，描画了战后婴儿潮香港精英一代的成长经历。战后婴儿潮的这一代人，普遍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大学毕业，八十年代见证香港经济起飞。作为香港土生土长的第一代香港人，他们的人生经验在香港形塑，代表着九七回归前的“香港成功范式”，是香港繁华时代的受益者。
书中如此剖白：“1970年代中，我们这一代也陆续进入人力市场。我们不愁找不到工作，我们晋升特别快，从小知道用最小的投资得最优化的回报……我们自以为善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在这样的心态指导之下，以陈冠中为代表的这一代香港人，平稳见证了香港以股市楼市为支柱的经济起飞黄金时期，很多人一夜之间就发了财，在无意中就晋升成了社会成功人士，顺便造就了香港几十年的富贵与浮华、一代人的灿烂与飞扬，简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天仙局。
虽然陈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婴儿潮一代”的成功所在，也是香港今日的问题所在：自以为见多识广的这一代香港人实际上只是夜郎自大、过度陶醉，却不知道发财与腾飞只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但陈冠中在代际的纷争中，却并没有说得很清楚，为什么到了今天，那些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所谓“香港故事”，依然是由战后婴儿潮这一代人牢牢掌握和支配？
香港的“三十世代”
一本由三位三十多岁的香港新生代作家写就的《香港的郁闷》，通过刻画“下一代香港人”的郁结，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跨世代看法。
婴儿潮的下一代，普遍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大学毕业，经历九七年后经济泡沫爆破带来的失业创伤，现年届三十上下，也被习惯地称之为三十世代。
这些香港三十世代，相信会是最有香港文化的一群。他们懂事时已陪父母听许冠杰，看郑少秋，孩童时代收看本地制作的儿童节目，成长期遇着香港文化的黄金岁月，港产电影、电视及流行歌曲常伴左右。最重要的是殖民地色彩转淡，与中国内地的交流融合还未完全建立，通讯科技也尚未发达，对香港本土的记忆也因此更加深刻和地道。
但和一跃跻身成为社会中上层的“婴儿潮一代”比起来，香港的三十世代却又是困惑的一代。他们并没有经历过所谓的“麦理浩时代”之前的英国殖民时代，青年时期便要面对实实在在的香港前途中英谈判，读大学或踏足社会前后又碰上了一系列的民主运动，大学毕业刚刚进入职场，已经开始讨论“谁偷了你的工作？”特别是到了九七之后，金融风暴一夜间吹走了所有的经济奇迹和神话，香港社会处在一个动荡不安、变幻莫测，民众难以理解、难以适应的大背景之中。下一代的香港人不得不开始整天检讨香港的出路，要和上海作比较，要和新加坡争高下，日日在边缘化的危机意识下，担忧自己会不会成为又一个被“边缘”的对象。职场生涯和世界观的转变令香港三十世代不得不重新反省工作价值，一切战后“婴儿潮一代”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迅速地在三十世代眼前消失，在对比之下的郁闷中被迫抛弃理想主义，返璞归真。
四代香港人
对此，隶属“婴儿潮一代”的香港社会学家吕大乐在其新近出版的新书《四代香港人》中，全面审视了香港社会中这种跨代的矛盾，并将“香港人”的讨论范围，往回扩展到战后来港打拼的一代，亦即二十及三十年代出生的一代。
在书中，吕大乐把香港人分成四代：第一代是经历二次大战和国共内战之后，才辗转来到香港的内地移民一代；第二代就是陈冠中笔下的战后“婴儿潮一代”；第三代则是以《香港的郁闷》为代表的香港三十世代；至于第四代，则是那些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批香港青年人。
在吕大乐看来，香港跨代的矛盾，实质上是现今香港四代人精神结构上的如实映照：生于战前“第一代”，虽然因为难民心态而大多无法视香港为家，他们比起往后任何一代都更加坚忍、刻苦和勤俭；婴儿潮的“第二代”虽然撰写了近二三十年的“香港故事”，但却忘记了为他们的下一代创造接班空间，甚至更要以百业翘楚的姿态对下一辈指指点点；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第三代”，正值人生壮年，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却受制于奇特的跨代结构，始终无法在香港历史中顺利登场；至于出生于八十年代的“第四代”，更是因为缺乏选择的机会，而被质疑是否有能力担当起香港的未来。
如此，香港今日社会的世代困境已被勾勒出一幅较为清晰的图景，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须注意到，陈冠中、吕大乐他们的世代观，依然是以自己乃至父辈的经验为叙述主体，因此在对第四代香港人精神状态的摹写上，难免缺乏感同身受般的体悟。
八十年代出生的香港第四代，他们都是殖民地香港的最后一代。那1989年12月31日出生的“八字头”，就是最后一批能记得殖民时代生活的香港人，只是这样的记忆，已经模糊和遥远，绝大多数的“八字头”，他们还没懂事，《中英联合声明》就已经签订，不用在追昔往日光辉岁月中担忧未来；“九七回归”也不再是“大限”，而成为他们众多节假日中的又一个，维港两岸璀璨的庆贺回归烟火成为他们的欢乐回忆。
“八字头”、“九字头”的一代
“八字头”也是最后一批接受殖民地教育，被教化为认同香港多于认同中国的香港人。在各种“香港梦”故事的耳濡目染下，好些“八字头”便眷恋殖民地时代，而在此以后更年青一代的香港“九字头”，则在“心系家国，爱我中华”的公民教育下成长，对中国的认同更加浓厚和强烈。但矛盾的是，现实的“八字头”也时刻被教育着要进军内地，经济机会就在神州大地。他们不得不思考中国、认识中国，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努力学习普通话，努力参加各种内地学习团，“中国概念”成为他们最实际、最经济的长远发展考量。
尽管在吕大乐的笔下，香港的第四代“从一开始就已经是输家”，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失去自我反思、拥抱理想的能力。例如在这两年香港建构集体记忆的大潮前，“八字头”所拥有的香港情怀虽然只是知识，而非回忆，但是保卫天星码头，保卫香港风格的运动中，却屡次出现他们抗争的身影。本土文化固然不是香港的唯一特色，但“八字头”的香港人都相信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多元包容的香港核心价值，他们中一些冲在最前面的年轻人，更是热烈而自觉地去主动认识、整理、保育旧时代的香港文化，想要将香港特质，在自己身上传承。
当然，香港的跨世代论述并没有就此终结。再过十年，现时的二十世代、三十世代，会渐次演变成为带领香港前进的主导力量，他们的勇气和承担，他们的责任和使命，都将决定香港的未来，到底是更加美好，还是忽而沉沦。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经在他著名的巴黎拱廊研究计划中，引用过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那句著名的格言“每一个时代都梦想着下一个时代”(everyepoch dreams theone to follow)作为背景音。所以，不妨也让我们拭目以待，给未来的“香港故事”投去更多支持和鼓舞的目光。
编者注
借七月底香港书展之机，阅读周刊曾辟版面介绍、评论书展推出的一系列关于香港方方面面的书籍，香港故事得到诸多方面的演绎和阐释。但挂一漏万，《四代香港人》和《香港的郁闷：新生代VS婴儿潮世代》正是“漏网之鱼”，往常关注的视线很容易聚集在如陈冠中这样的知名人士身上。这两本书分析香港人群构成，进而解析香港社会的文化特色，尤其对于回归前后人群的不同(从香港“三十年代”到“八字头”“九字头”)，来划分香港的代际，读来别开生面。我们延请的书评作者严飞先生，其兴趣也正是在香港社会构成与本土文化这方面。
延伸阅读
《我这一代香港人》(增订版)，陈冠中著，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6年6月版。
《香港的郁闷：新生代VS婴儿潮世代》，韩江雪、邹崇铭著，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6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