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在台湾交通大学召开的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打开了我的另一扇窗。虽然是会议邀请的正式代表，向大会提交了论文，但我对于文化研究的玩法，甚至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几乎完全是陌生的。此后的会议期间，“好像走进了西洋景里”，我一如本雅明笔下的“游手好闲者”，在不同的会议场次间游走穿插，“四下环顾”。从此我知道，人家所谓的文化研究并不是我们当时流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中的文化研究。与会者讨论的课题，从市面上正热映的电影、窗外或破乱或雄伟的建筑、少数族裔的历史、街头政治到“不良少年”最喜欢玩的电子产品，跨度极大而且还都糅合在一起，从“表演、观光、认同”看“文艺政策与国族”到“1920年代殖民地台湾的认同政治”，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到“语言和翻译教育的政治”，都是我觉得邪门、好玩却很不好懂的怪课题。言说者要么出入于遍布台湾的“铁皮屋”做“铁皮屋文化”之政治经济分析，游走在“台北捷运系统与新都市经验”做“流动地景之时空操演”，要么干脆就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里打转，在霍米·巴巴、萨依德、斯皮瓦克的客厅里进行“东方论述与当代西方女性书写”……
会议快将结束的那几天晚上，长时间地泡在台北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里，目睹、体验到形形色色的各种“文化”状态，从下班后来茶聚的白领、搞推广活动的各路艺术先锋，到借宿的流浪汉、情窦初开的同性恋者，来看书买书的就不必说了。杂居其间，与会议期间接触到的各种言说勾连在一起，构成一种混杂多向度的文化图景，全方位地挑战着我既有的经验和知识系统。我从此知道，文化研究中的学问是大了去了，一套又一套的文化理论自不必说，就把“在地”一说搞明白就已经够我们这些个半吊子书生喝一壶的。
我从此知道了文化研究的历史谱系是从我们还没有打开就已经合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开始的。各种不同的“在地”的“诉求”和文化研究实践活动，艰苦的阅读和思考，一个新的知识地图慢慢地建立起来。我看待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的眼光，处理个人与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群体之间的关系，甚至对待个人日常生活的态度也都发生了变化。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一直不散的迷茫和困顿渐渐地打开，我隐约看到了人类有意义的知识、思想和追求是怎样的不屈和绵绵不绝。也就是在这样的学习和思考过程中，形成了我近年来认识、理解、思考当下社会文化的思想基础。
我宁愿把这样一种个人的经验和思路看做是某种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九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因素的迅速消退，市场、发展的观念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迅速推开，社会文化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经济成为主导整个社会的重心。在全球化的一体标尺之下，不同地区、阶层的经济和文化等级差别也更明晰地体现出来，各种矛盾交织，社会运动的力量难以集结。精英主义的出身无法打破，思想的空间无法打开。人们为太多的顾忌、连接、羁绊而“左右”环顾。当此同时，作为具有反思性立场的文化研究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面对的问题和困境。文化研究如果不只是作为一种时髦的话语被引入，不屑于充当边缘知识迂回中心的一种策略和方式，而希望能够深刻有力地介入当下生活，提出真问题，再现被今日中国社会表象所遮蔽的其它面向，召唤出被碎片化的弥散于各边缘角落的对于非正义秩序的反思和抵抗力量，那么，它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怎样处理文化研究的反抗性与现有体制秩序之间的协谈关系。
在基本的关怀上，文化研究还反对精英主义，试图唤醒底层的、大众的抵抗力量，但在当今具体的社会情景下，这些底层的、被遮蔽的大众原本就难以从现存的主导逻辑中转出来，它如何能够在穿透社会的主导逻辑，在一个更深入的反转的层面上，生长出抵抗的力量？文化研究如果不能处理反精英主义的逻辑再生产的问题，就难以解决文化研究真正的抵抗力从何而来的问题。
在中国大陆的当下语境里，霍加特和霍尔等对于我们的意义不是提供了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和方案，而是一种向着“底层”说话的立场和姿态，真诚地介入当下社会文化生活的不懈努力。文化研究强调在具体情景下工作的有效性，在与现存各种体制的争斗中，是强调协谈的、文化的方式，是“文化地”研究，不是暴动、革命。它要使新的文化设计更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因此，在形态上，它具有某些“改良”的特征。改良不是改良主义，它强调在策略上以文化的方式展开的进逼式协谈。文化研究强调协谈反思，希望通过挤入当下生活中去来提出有效问题、聚结力量，超越“政治正确”的迷思，不为“左”“右”立场所束缚，依靠文化逻辑的力量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考位置和斗争方式，只有这样，才可能走出“沼泽”地带。也惟其如此，知识分子群体对于社会的自觉承担，文化研究能量和意义的展开才有可能。
雷启立，1966年生于湖北罗田。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著有《苦境故事——周作人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