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城邦，我们耳熟能详的是“里程碑式”的古希腊城邦。几十年前，国内著名学者顾准的笔记《希腊城邦制度》，对古希腊的城邦进行了细致的考究。他对城邦制度在古希腊中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见解：“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无论他的‘理想’内容如何，他理想的国家是一个城市国家，即城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把城邦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离了城邦就没有什么政治学可言。”其实，对于希腊人来说，小即是美，任何东西都要适合于人的规模，城邦也像其他东西一样要适合于人的需要。
但城邦在古希腊之后便不复存在了吗？《城邦》给出了回答。城邦作为一种独特的地缘政治形式，虽历经沧桑，但其本质未变，历久弥香，像永远盛开的花一样散落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和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在这部书中，作者从三千多年前非利士人所居住的地中海东海岸的城邦谈起，给我们勾画了城邦产生发展演进的历史。
数千年间，城邦经历了盛衰交替的曲折发展过程，却从未在世界版图上消失。与此相应，城邦从古至今也拥有不少热情洋溢的鼓吹者，从相信“没有比城邦更高的社会联盟形式”的亚里士多德，到坚持自由城市完全是“生活与政府的上好形式”的现代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只有让国家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大，公民才能享受到完全意义上的通向真正幸福的康乐与安宁。这就是城邦难以抗拒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