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任仲夷》，《怀念任仲夷》编委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
改革开放是一条宽阔的大河，气势恢宏，却也凶险莫名。多少潜流翻涌，多少暗滩密布。这样的大河之旅，因此决无可能是一次轻松的度假之旅，而毋宁说是一次空前的政治历险和精神历险。
1985年9月，任仲夷在大连休假。这时他已从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上退下来。一天，他外出散步，路到尽头，他却不肯回头，而是猛然一跳，跳到了下面的断层沙滩上。尔后他朗朗大笑：“我终于安全着陆了！”(P21)
是的，他终于安全着陆了。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病逝。如今已过一年有余。由广东人文学会收集整理的回忆文集《怀念任仲夷》，近期也出版了。这本书收入文章67篇，除少部分在海内外报刊媒体公开发表过之外，大部分是各地作者直接提供的原稿，为人们更深刻地了解这位广东改革开放的开拓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公开主张政治民主化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旗舰是广东，那么任仲夷无疑就是最优秀的船长。
七十年代末，正在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上的他向中央政府主动请缨，要求在大连办特区。大连特区没能落地，但他卓越的船长素质却已经在真理标准讨论、在平反冤假错案的风云激荡中，脱颖而出。所以，“以广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最高决策一经形成，“船长”的使命，就无可争辩地落到了任仲夷的肩上。
“文革”中，任仲夷跟整个民族一样在劫难逃。那张将满脸墨汁的任仲夷揪斗于万众之前的著名照片，既是他个人也是整个民族受难的经典记录。经历过“文革”劫难的老干部，莫不大梦初醒而迅速成熟。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成熟方式。一种成熟是看破红尘，理想主义自此云散烟消，一心只为稻粱谋，不择手段地疯狂地追逐个人利益；另一种成熟恰恰相反，它完全超脱了个人的际遇，而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反思整个民族的苦难，反思自己的历史责任，逐渐回归赤子之心。如果说前一种成熟不乏市场，那么后一种成熟同样大行其道甚至可以说已成风尚，因此才有了现在颇具规模的自号“两头真”的老干部队伍。
任仲夷是这支队伍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怀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共产党在掌握全国政权之前，对全国人民承诺的民主、自由和富强。他主持平反的张志新冤案，则可能是对他最强烈的震撼。“文革”的血色悲剧证明，不能兑现承诺，就必然走向承诺的反面。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些承诺，青年时代的那些梦想，从此在他心中复活。1979年，当人们还只是谈论四个现代化时，他已经公开主张政治民主化。在中共辽宁省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他明确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同时实现政治民主化。没有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化，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样的主张，在当时是石破天惊。任仲夷却视为平常，因为他坚信，这是历史发展的自然逻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党一直是民主潮流和民主运动的领导力量。”“文革”标志着背叛承诺的道路是一条死路，民族需要突围，需要找到一条新路。那条新路应该以兑现承诺为总方向。这样的信念，任仲夷至死不改。逝世前一年，他还如此喃喃自语，不断地自我拷问：“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和富强的国家吗？”
创办大连特区的建议，刚巧跟政治民主化的主张同时发端。经历了“文革”劫难的任仲夷，太需要一块试验田，来种植青年时代的梦想了。但是大连不是最适合特区试验的地带，特区那个圈，最终划到了中国的南海边。广东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旗舰。
任仲夷由此登陆广东。
大力发展私营经济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郑炎潮至今记忆犹新。1982年，他从他那篇有争议的硕士毕业论文中抽出最关键的一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就径直寄给了任仲夷。他本人对有没有回音并不报期待。但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不到一个星期，任仲夷约他长谈的电话就打过来了。那次长谈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无拘无束，坦诚而畅快。任仲夷对他的研究给予高度肯定，并表示：“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让它发展，让它壮大。”(P113)
此时，“私”字在中国还是让人谈虎色变，何况“私营经济”。郑炎潮的毕业论文之所以引起争议，原因正在于此。那时人们最多谈谈个体经济，甚至就连“个体经济”，事实上也带有某种耻辱的印记。任仲夷却毫不含糊，不仅在观念上完全认同，而且要写进公共政策之中，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舵手的思想有多远，航船就能走多远。广东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在短短两三年里迅速打开局面，进而带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任仲夷思想的奔放和开阔，无疑是息息相关的。
但这不可避免地要触怒一种势力。风暴接踵而至。已知的最狂野的飓风，爆发于1982年。广东成了某些人眼中的异端，特区深圳更是异端中的异端。据说有人参观深圳之后大哭一场，说深圳除了国旗是红的，其他全都是资本主义的。以反走私贩私、打击经济犯罪为由头整肃广东的政治风暴，就这样平地而起。
风暴在1982年初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上达到高潮。某领导人在会上说：“对反走私贩私的活动不能孤立地看。应该看成是我们全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面临着一场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与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甚至还有人扬言，这是“不是运动的运动”，要“整掉一批人，杀掉一批人”。(P19，P154)
压力之大，大到什么程度？当任仲夷奉召进京时，胡耀邦建议他向中央检讨。任仲夷想不通，自己一直忠实执行中央政策，有什么理由做检讨？对此，胡耀邦也说不清楚，只能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我都检讨了啊，你不检讨行吗？”(P49)
任仲夷成了风暴的中心，成了迁怒的全部目标。稍后，任仲夷被提名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被毫不犹豫地否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