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说，张居正的学术思想博采众家之长，有法家，也有儒家，还有兵家，甚至还有黄老学说，他跟小皇帝讲《论语》时应该会夹杂不少“私货”才对，可当我读完这本书却发现，张居正除了在讲解“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句时发表了一句“然生今之世而欲反古之道者，岂不谬哉！”的激烈批评外，后面就再也没发表过与《论语》相左的观点了。 很显然，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张居正有意的收敛自己的观点，以平心来讲解《论语》，既表现了一个教育家的责任感，也表现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审慎。
作为一个老师，张居正是优秀的，可遗憾的是，优秀并不等于成功。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不久后，他就遭到了万历皇帝的清算。张居正教他的学生不要与民争利，可万历征税的项目却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张居正教他的学生要节用，可万历却生活奢侈，年方二十，就开始着手为自己修建陵寝；张居正教他的学生要勤政，可万历却28年不临朝听政，衙门内严重缺员，而候补的官员却又得不到提升，以至于终生候补。因此后人评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以惊人的“移情”能力对万历皇帝的心理进行了还原，“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制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之中，他实际能控制的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冷，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这段话既解释了万历皇帝的懒惰，也清楚地说明“个人在这种制度中已无可为”。总而言之，明帝国的运转和维系由于过于依赖道德训戒和人情世故的标准去揣测周旋，因而不断地在内耗中损失掉了再生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