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岫：当年我跟随我的导师读巴老的随想录时，交的阅读笔记,稍长了点，不过估计后面你会感些兴趣。
如何来反思文革
一、 海勒与美国的麦卡锡运动
其实从广义上说，国外也经历过文革，也有人对该运动进行过反思。
1950-1954年年底，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宣称许多共产党人隐藏在美国政府内部进行颠覆活动，于是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审讯活动，许多无辜人士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那时的美国与文革时的中国一样人人自危，因为谁都有可能被随时的、恶意的指斥为颠覆分子。直到1954年，以缅因州的共和党参议院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为首的若干人联合签署了反麦卡锡的《良心宣言》，终于促成了被称为白色恐怖的麦卡锡运动的终结。《良心宣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对参议院已被用作诬蔑中伤的场所，用作以牺牲他人名誉和国家统一换取政治利益的场所，我感到不悦。”
1961年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有过一段对运动中人们的仪式行为的描写，这段描写初看荒诞，但仔细想想却在中国真实地发生过。小说中描写的是一个叫布莱克的上尉，为了排挤刚上任的中队长，竟在一夜之间发起了一个蓬蓬勃勃的宣誓运动，用表现自己对国家的忠心来换取上面的提拔，规定“所有作战的官兵到情报室领取图囊时，都得签一个忠诚誓约。到降落伞室领取防弹衣和降落伞时，得签第二个忠诚誓约，还得向管理摩托车的军官签第三个忠诚誓约……，只要转个身就得签一个忠诚誓约。甚至领饷、到军中小卖部去买东西、让意大利理发师理个发等等，也都要签上个誓约。……接着，他又搞效忠宣誓，宣誓之后还唱国歌《星条旗》，唱一遍、两遍、三遍、四遍。”
对这样的逼迫每个人都服从的仪式化运动，海勒将之解释为一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谋取个人利益而策划的阴谋。就如同该书的核心情节：二战期间美国一支空军中队驻守 “皮亚诺扎”岛，空军中队司令卡思卡特上校为了能够引人注目，从而爬到将军的地位，竟不顾部下按规定应该享受的飞满32次就可以不再执行飞行任务的法定权利，擅自将部下飞行的次数不断提高。早已完成了32次飞行任务的主人公尤索林因此采取了种种措施保住自己的生命。当有一个中校气势汹汹地问他：“难道你不愿意为你的祖国作战吗？难道你不愿意为卡思卡特上校和我献出你的生命吗？”时，尤索林顿时惊讶地喊道：“你说什么？你和卡思卡特上校和祖国又有什么关系？你们和祖国完全是两码事。” 尤索林的这句话表面看并没有什么特殊，其实海勒在这里包含了他的一个重要思想：那些打着爱国旗号的运动，其实是某些人打着国家的招牌满足自己的个人野心。
这种看法想想也是很有道理的。某种效忠仪式最初的产生，往往是一些别有用心者打着国家或权威的名义，来实现自己的欲望。这些人本身未必真的尊重他们所推崇的权威，就像《一个桃核的喜剧》中，收集和赠送国王的桃核的人，才是真的敢不尊重国王、利用国王的人。国王的桃核和国家在《一个桃核的喜剧》和《第二十二条军规》中，都是别有用心者实现自己目的的幌子。这个阴谋能否成功，关键之一是被神化的权威是否出于虚荣或者出于自己的目的，允许自己被人利用，而看不到那些利用他的人打着他的名义胡作非为，最终帐要算在他的头上。关键之二是是否有足够多的人有足够的睿智看穿冠冕堂皇之后的阴谋，以及是否有足够的胆量站出来提出反对。
仪式的一个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成了权威本身的象征，而不再是一个仪式，对仪式的冒犯就成为对权威本身的冒犯。仪式比权威更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像孙悟空身上的毫毛一样，化身为无数的存在，出现在任何一个角落，从而时时刻刻规训着每个人的言行（这是权威自己无法做到的）。而且仪式一旦形成，就要求人们来执行，对权威本身可以采取旁观的态度保持沉默，不执行仪式却就只意味着对仪式的反抗。因此与权威本身相比，仪式更窒息，更不留给人喘息的空间。海勒看穿了仪式与别有用心者之间的联系，更看穿了别有用心者利用仪式，用他人的自由和生命来实现自己的欲望。因此在表面的和平中，主人公尤索林却看到自己的生命岌岌可危，用尽智慧保全自己。而那些以为服从了第二十二条军规就平安无事的人，一个个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死去，成了仪式中献祭的牺牲品。文革虽然起因于毛泽东，但能成为一个全国的大运动，却在于它的仪式性，以及许多人借助这个仪式实现了自己的欲望。因为仪式与个人野心之间的联系，使得别有用心的人愿意对这个仪式推波助澜，从而遍及各个角落。同时由于仪式的渗透力将所有人都裹挟进来，却很少有人看到仪式中包含的献祭牺牲的需要，从未对仪式打出的冠冕堂皇的旗号提出质疑，结果自己最终也成为仪式的牺牲品。这里牺牲的不仅是生命，还有青春和许多有价值的东西。
二、福柯与五月风暴
法国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就是“五月风暴”。这是一场由学生运动引发的群众自发性社会抗议运动，直接导火线是1968年5月3日巴黎警察拘捕五百多名参加“反帝”游行的学生并查封了巴黎索邦大学，自此学生的自发抗议活动成为同警方的公开冲突。一万至三万激愤的大学生在拉丁区筑起街垒，走下工厂动员工人，使运动迅速蔓延至社会其他阶层。此次运动以当时总统戴高乐解散议会(5月29日)并于6月30日戴高乐领导的执政党第五共和民主同盟取得大选的压倒性胜利而结束。
从直接的政治结局看，五月风暴是以失败告终的，但是从它对法国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看，却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运动。它是新一代理论家拉康、德吕兹、福柯、德里达等人的思想资源和出发点，在文学、电影等领域也引发了变革，此外在五月风暴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比如法国的许多父母开始慢慢懂得与孩子平等交流。正如福柯1982年回顾五月风暴说：“……这些社会运动实际上改变了我们全部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以及其他不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态度和思想。”
我觉得法国的“五月风暴”之所以能够不是流于一次单纯的运动，重要的一点是法国知识分子能够在事后对这次运动进行深入的思索，在他们是对这次革命为什么失败进行思索。比如正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使福柯的研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或者说深化），这个转折表面看是从考古学到系谱学的变化，本质上是福柯开始思考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揭示出知识与权力相结合的整个体系，人不过是这个体系上被规训的躯体和被安置的位置。从福柯的思想出发，读者完全可以推出五月风暴的失败不在于某个人的错误，也与个人的野心和权欲无关，完全是体系的问题，而且福柯发现这个权力体系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在学校、家庭、医院……无处不在。福柯的读者再也不能对自己的权力心安理得了。福柯的思想对20世纪的欧洲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是与他对五月风暴的严肃的反思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