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當東亞海陸交界，蕃薯如何來到這個與它外型相似的島嶼？眾說紛紜，有說是西班牙人帶來的、有說是原住民從菲律賓傳來的、有說是隨中國移民從福建渡海來台的。總之，到了18世紀末，「台灣蕃薯」已經闖蕩出響亮名號，平時與米、茶、鹿脯，同為輸往內地的大宗。飢荒之年，收購調動台灣「薯絲」（蕃薯籤）賑災，更成了官員的重要任務。「玉延刀切勝瓊塊，長記花臨五月開。別有細抽蕃薯好，漫傳嘉種自文來」，騷人墨客也如此這般吟詠了起來。
??更重要的是，此後二百多年間，落地生根於台灣的蕃薯，成了最重要，且可能是與平民百姓感情最為親近的的農作物。其原因或肇始於台灣海島貿易性格，以及歷史的殖民命運。台灣四季如春，物產富饒，號稱「寶島」。然而米、糖、茶、樟腦這些大宗物資，19世紀以來，自用者少，外銷者多。佔人口絕大部分的農民，尤其佃農，多半的時間裡，吃的是「蕃薯粥」、「蕃薯飯」，配的是「蕃薯葉」（過溝菜），到了戰亂的年代，甚至就以「蕃薯籤」果腹度日了。彼此生死與共，關係密切如此，積漸以還，反映到了現實，於是而有「蕃薯寮」、「蕃薯庄」、「蕃薯街」等地名出現。土地是認同的開端，然後，漸漸地有人以「蕃薯」自況，去到外地，自稱「蕃薯人」，以別於其他族類，也就不讓人意外了。
??到了這個時候，「蕃薯」不僅止於蕃薯。文化，甚至政治象徵意義越來越濃厚了。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台灣經濟如日東昇，中產階級紛紛出現，長輩時時教訓下一代的，是要刻苦耐勞，不要忘記「吃蕃薯籤的日子」；八十年代，台灣民主運動風起雲湧，黨外雜誌最常見的一句話是：「蕃薯不怕落土爛，只要子孫代代湠」；到了上個世紀末，「二千萬粒的蕃薯囝仔，不敢叫出母親的名，台灣呀，台灣，你是母親的名！」的歌聲，傳遍大街小巷。蕃薯／台灣／母親，三位一體，彷彿有了對等的關係。而「芋仔」「老芋仔」，原本不具太多意義的指稱，竟也成了區別省籍、族群的符號、標籤了。
??「昨夜聞聲賣地瓜，隔牆疑是故侯家。平明去問瓜何在？笑指紅薯繞數華。」光緒年間流寓台灣的文人黃逢昶『台灣竹枝詞』裡，有這樣一首。其自註曰：「台人呼紅薯為地瓜。地瓜最多，大者十餘斤，家家和米煮粥，以佐饔餐。內地人不合水土，食地瓜最宜。」「內地人不合水土，食地瓜最宜」，這句話，寓意深遠，若也要從文化意義上來解讀，當可視為一種「認同」的過程，但為何認同了地瓜（蕃薯）就「水土相宜」了呢？其原因到底是因為「蕃薯即是本土」，還是「蕃薯來自故土」？硬要一刀砍斷瓜藤，蕃薯還能「繞數華」嗎？——此書值得一讀，絕非在於結構嚴謹，一錘定音，讀後默然無言，俯首稱是；而是空缺仍有，逗漏殘見，翻讀浮想聯翩，莫衷一是。而這，大概也就是「文化誌」所特有的興味所在吧！？
書名：台灣番薯文化誌 作者：蔡承豪、楊韻平 出版：果實出版 時間：2004年5月23日
